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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官、检察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则应该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由经过完善的法官、检察官的专业性自治组织（如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等）来处理。

尼日利亚国家人权委员会有1名委员来自于司法部、外交部或者国内事务部。2007年11月18日，尼泊尔国家人权委员会向政府建议将人权教育加入学校课程。

如果有关政府机构没有按照其整改建议行事，公设保护人有权根据《格鲁吉亚行政法》第1734条的规定对违反者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并责令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11]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关于设立和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手册》，日内瓦，1995年版，第68页。纳米比亚内阁根据监察专员的建议对社会保障委员会相关涉案人员采取了各种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免职、没收违法所得，并授权劳工部长安迪巴让图沃重新任命社会保障委员会的部分理事会成员。[23]在墨西哥，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不能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或者政党领导职务，没有担任过部长、副部长、总检察长、州长等职务。NHRI的决定既可由其自行监督行政机关执行，也可由其请求设立机关、立法机关或法院监督行政机关执行，究竟由何者来监督行政的执行取决于国家对NHRI的赋权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安排。

[4]印度人权委员会处理的警察暴行主要包括酷刑、非法拘留、非法搜捕和错误暗示等行为。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往往属于国家人权机构管辖和调查的对象，国家人权机构可以调解国家行政机关与申诉人之间的人权纠纷，部分国家人权机构还可就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侵害人权作出决定，并可对救济人权的方法提出建议或作出决定，少数国家人权机构还可执行上述决定。一国两制作为饱含中国古典帝国治理智慧与新中国领导人政策创造力的统一模式，成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统一问题的一种制度典范。

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立法过程从立法过程来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要经历了如下阶段：（1） 立法需求的产生：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引发民事、刑事、行政方面的诸多问题，急需法律进行调整。1961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首次提及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保留社会制度。从立法体例与核心技术来看，该法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区分为前提，以区际法律冲突理论为支撑，具有区际冲突法这样的准国际私法的特点。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基本特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台湾地区政治意识形态与法治文明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大体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 属于法律体系中的宪法性法律，地位重要：这一条例被归入台湾地区六法全书体系之宪法及其关系法规类。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和与会青年学者的诚挚批评。不修正这一基于历史情结的正统论，台湾无法更新关于两岸关系的宏观表述。

（4） 冷战思维的影响：1949年，台湾与大陆各自倒向不同阵营，台湾海峡亦具有冷战断层线之意义。（3） 以一国一制论为预设的一国两区论：与前述正统论相关，条例秉承宪法精神（戡乱法案、1947宪法及其增修条文），以台湾及其法统为自由本体，只承认单一的中华民国宪法及其自由精神，即一国一制，而大陆仅具有地区和治权意义。五、条例二十年来的修改及两岸关系的变化 条例二十年来共进行了15次正式修正，但大多属于技术性、补漏性的修正，没有改变基本的立法原则与程序，目前马英九当局继续推进《条例》的整体翻修，但遭遇民进党及台联党的巨大阻力。该法诞生于两岸政治互动及人民交往的新时期，尽管对两岸和平交往有所助力，但因其浓重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对法律正当程序的严重偏离而成为一部落后于两岸关系及法治文明发展的法律。

基于此，该法的修改就成了岛内族群政治与政党政治的重要议题，每每牵动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敏感神经。1970年代，中国战略性地退出苏联阵营，以第三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趋近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但未能完成体系并合与承认。由此，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获得了宪法基础。与此同时，大陆地区实现了快速的国际化，国际战略格局也发生了超脱冷战格局的巨大变化。

六、条例的修改展望与大陆的政策应对从上述历史考察、思想分析与国际观察来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其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在两岸关系规范发展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立法思想与结构性技术基本落后于时代需求，需要全面翻修。当然，对条例修正的思考不应局限于孤立条款的逐一修正以及立法院的政治拉锯，还应适度跳脱这一实践层面而对条例所根植的历史与法理展开反思。

由此，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正式成为台湾地区调整两岸关系的基本法，尽管存在过多的限制性条款且不断被修正，但其法体结构保持大体稳定，对两岸关系持续规范发展也有一定的正面价值。（6） 从两岸人民的法律地位来看，条例以超低国民待遇和超低正当程序标准对待大陆地区人民，有明显的限制与歧视倾向。

1963年，周恩来将十余年来的对台工作总路线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根本原则，即台湾必须回归，亦即一中。（4） 宪法基础的具备：1991年4 月，国民大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规定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权利义务关系及其他事务之处理，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总之，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问题上，大陆在被动跟进与主动影响的同时，也可以展开对台工作新思路，强化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主动推动两岸关系法治化，在历史观、政治话语、法律制度与文化交往各方面掌握解释与建构的主动权。根据各自的法政传统，大陆主要以政策性文件来应对，而台湾则试图引入一部基本法律予以规制。该条例事关两岸关系发展大局，其立法架构与来龙去脉值得细致探讨。（6）程序性歧视条款问题，可以逐次解决。

其次是制度的总体修正原则问题。近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以及台湾工商业界不断呼吁表态要全面翻修这一条例，但政治阻力依然强劲。

（5） 立法院的通过：法务部草案经立法院四个会期十八次会议长达三年的审议，终于在1992年7月16日三读通过，7月31日公布，9月18日正式实施。[本文原载《台湾民情》2012年第6期，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宪法学博士，本文系作者根据在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主办的两岸关系青年学术沙龙第12期（2012年12月27日）上的主题发言修订而成，文章概要曾发表于《法制日报》，这里是完整版本。

与台湾的条例相比，大陆缺乏一部在统一前较为全面地调整两岸关系的基本法律。（3） 法务部的正式草案：1989年2月，在吸纳立法委员提案与社会民意的基础上，台湾地区法务部首次公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暂行条例草案》。

大陆第二代领导人对一纲四目的和平统一框架进行了创造性继承与运用。随着朝鲜战争的落幕与冷战格局的巩固，大陆最初关于武力统一的设想已不具现实基础，故在政策上逐渐转向和平轨道，两岸关系一度出现密使交往的迹象，但没有达成实质性共识，也未形成书面文件。（4）大陆媒体驻点问题，这是两岸文化交流之必需，但通过有难度。本文即拟对上述问题展开简要的探讨。

同时，大陆也不必孤立被动地依赖立法管道之修正以及作为外部势力施加影响，亦可探究条例修正的司法解释模式以及通过正面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关系法》来主动提升两岸关系法制基础，获取两岸关系法治化的主导权。冷战与后冷战格局日益消解与变形，新的多元化世界体系正在形成。

四目则是前述原则下的具体操作性原则，包括由地方首长蒋介石实行军政与人事自治，中央财政对台湾军政与经济建设费用承担补充责任，台湾社会制度改革从缓谨慎进行，取消特务渗透并增进政治互信。同时，与大陆的扩大接触也产生了台湾的安全理由，同样需要法律予以保障。

1979年，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发布《告台湾同胞书》，重申和平统一基本政策，完成大陆第一、二代领导人之间的政策接力。（5） 以行政裁量模式推行两岸法律问题个案化：条例大量授权台湾地区行政部门以自由裁量方式处理两岸关系个案问题。

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两个方面。某种意义上，正是此类历史与法理支配着台湾地区关于两岸人民关系的基本思想与政治取向。条例预设了一国两区，其本质是一国一制，具有单一的正统论倾向，这一前提性预设妨碍台湾当局新形势下对两岸关系提出更加对等与建设性的战略构想。探亲这一民间私人行为在特定时空的两岸之间逐渐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结果：一方面是经由私人探亲而不断发酵的两岸人民亲情开始成为两岸和平统一全新的政治基础。

这一意识形态内核需要在条例修正中予以检讨和清除，才能使两岸关系真正获得平等地位与健康对话氛围。然而，通过立法院程序的条例修正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以最近的条例修正来看，行政院本意在于将陆生纳入健保以及缩短陆配入籍年限，其修正努力不过是为了给予陆生与陆配以平等法律地位，但却遭到民进党等相关反对势力强力阻挠而搁浅，后者提出的理由分别是陆生纳保加重台湾社保负担以及陆配快速入籍可能成为国民党投票部队——这样的理由显然无法正当化，其背后折射的是民进党相关反对势力对两岸深度交往以及条例修正的政治猜忌与恐惧，但其阻挠成功也充分说明了台湾地区民主政治还不成熟，无法超脱政治多元化的羁绊与政党私利的笼罩，无法在确定程序中实现理性论辩与偏好转换，无法从台湾地区及两岸关系的整体利益出发输出关于台湾地区人民利益的新政治共识。但是，分治不等于分裂，两岸政治高层均以国家统一为最高政治目标，解放台湾与反攻大陆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两岸关于一中原则的早期表述与坚守

这是为立法义务设计的方案。(柏林自由大学法学院教授菲利普•库尼克（Philip Kunig）教授于2012年6月11日接受雅典大学政治与法律系名誉博士学位时作了题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功能移转：宪法学的挑战的演讲。